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踢球 就是打仗

——兼驳“足球游戏论”
1998-06-29 来源:生活时报 滕云 我有话说

前些日子,读到余杰先生的一篇文章,叫《嘴踢足球》。余先生说:“这是一个足球越踢越臭,足球评论越说越精彩的时代。”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端正对足球的心态。余先生举例说,“十强赛”时,大连万达俱乐部为球迷印发了国歌歌词,“这样的心态是不正常的,小小足球维系不了我们的‘国运’”,“足球仅仅是足球,还没有重到‘一球兴邦,一球丧国’的地步。”

与余先生心有灵犀的还有一位编剧过先生。他在晚报的名人热线值班里说:对一个事物的过分关注、尤其是众多人过分关注,实际上对该事物的成熟发展起反作用,这叫“悖论”。他说:“中国足球背负了太多的东西……罗纳尔多表示要在本届世界杯上踢进13个球……唯独没说过要献给祖国之类的豪言壮语。”过先生断言:“如果中国足球队员有一天敢在众人面前宣称‘这个进球献给我二大爷’,那说明球员们开始‘解放’了。”

在中国人这边,世界杯所带来的热闹绝非仅仅来自法兰西,而且也来自中国的名嘴和名笔们。大家不失时机地扮出卓尔不群的样子,像余先生讽刺的那样,插上一句,凑上一笔,过一番“嘴踢足球”的瘾。仿佛不趁此亮一下相,别人就会把他忘掉似的。甚至作为批判者的余先生自己,也不能免俗,虽执意反对“嘴踢”,终于也还是踢了一脚。而且通过他们的嘴或笔,人们也大可以发出余先生一般的感叹——这真是“足球越踢越臭,足球评论越说越精彩”的时代。

我想,中国球迷的热爱足球,倒不是因为看中了足球能够“兴邦”或者“丧国”(那是余先生强加给球迷的)。然而这也并不妨碍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队比赛时唱一唱国歌。如果因此就认为他们的心态不正常了,或者干脆如过先生所言,坚决排斥为祖国踢球的豪言壮语,改为献给自己的二大爷之类,则我以为这倒是给全世界热爱足球的人们出了一道难题:既要你继续热爱下去,又让你忘了各自还有个国家队。

可惜,世界杯的主办者就是这么不识趣,他们没有像两位先生那样脱俗,反而偏偏搞了这个以国家名义参加的赛事,而且四年一次每每弄得举世瞩目。更可气的是,每场比赛前,都要有个奏国歌的仪式,球员和球迷还偏偏唱得那么投入,甚至国家政要们都舍了公务也要看自己的国家队比赛。关键场次,或王子或总统们还要亲莅现场。如此过分的关注,是不是可以称为“悖论”了?是不是32强的心态也不正常了?他们国家足球背负的东西是不是也太多了?然而,他们偏偏就踢进了法兰西。

本次杯赛,中国人对亚洲队尤其关注。为什么呢?就因为他们代表了亚洲。我们的甲A为什么搞主客场?就是因为球迷们喜欢自己的子弟兵。关心伊朗、韩国都可以,喜欢“国安”、“申花”也可以,可是为什么到中国队比赛时,我们就非得把心态端正呢?令足球游戏论者失望的是,每一支打进决赛的队伍都是为祖国而不是为“二大爷”踢球的,每一支打进决赛的队伍背负的最重的就是国家的荣誉。相反,如果卸去了这个重负,他们将毫无斗志,溃不成军。举两个例子:德国队为什么总有上佳表现?无非是他们民族性中具有顽强斗志和必胜信念。韩国的战术思想和技术素质乏善可陈,为什么最后一场却能令比利时首尾难顾?就是因为他们要挽回点面子,要为大韩民国挽回点面子。我想,以我们黄种人的体质,论身材、力量难与白人相抗,论柔韧性、爆发力难与黑人比拼,我们能够引以为荣的,就剩下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这点本钱了。然而,居然有人要把这点本钱当作负担从我们身上除去。需要追问的是:中国队的屡屡失败,到底是因为多了,还是因为缺了为国踢球的豪言壮语?在此,我不想提“体育是和平时期的战争”,但可以肯定的是,如果像过先生所言,中国的球员学会了“这个进球献给我二大爷”,仅仅把足球当作游戏,甚至儿戏,则第一,中国队仍将冲不出亚洲;第二,想献给二大爷的球根本也踢不进去,老人家恐怕要急死。足球不仅仅是足球。

抛开足球,我倒想关心一下假装关心足球的人们。这些文人的思维惯性一般如下:中国的什么东西一旦不行,不管懂不懂,马上帮着找毛病。怎么找呢?大众化的毛病他是不找的,他要找的是深层次的毛病,或自以为深层次的毛病。而他的乐趣仅仅在于找却不在于治,所以他不会认真,也不动气,只大而化之地高瞻远瞩一下,以显示比别人看得远而已。记得过先生还提到:既然中国的球迷目前没有良方可治,那就别治。可惜,中国的足球虽然臭,但还得踢;中国的球迷虽然恨铁不成钢,但还爱中国的球队。所以,类似自生自灭的招儿虽然起到了语出惊人的目的,但作为球迷,我们并不敢领受,还是烦请献给自己的二大爷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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